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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露鋒 2025-04-02 15:40:00
文/蘇露鋒
對于曾國藩和杜鳳治這樣的官員來說，日記不僅是個人經(jīng)歷的記錄，更是晚清官場生態(tài)的縮影。
曾國藩是晚清中興名臣，日記從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開始，一直持續(xù)到他去世的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共30多年，總計超過130萬字。日記內(nèi)容豐富，涵蓋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等諸多方面。
曾國藩出身于湖南湘鄉(xiāng)普通家庭，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。他的日記中充滿對自身道德修養(yǎng)的要求，如“日課十二條”中，提到“早起、主敬、靜坐、讀書不二、讀史、寫日記、記茶余偶談、自作詩文數(shù)首、謹言、保身、早起臨摹字帖、夜不出門”等內(nèi)容。這表明，日記是自我約束的手段。他希望通過記錄自己的言行，時刻提醒自己，保持道德純潔和行為規(guī)范。
曾國藩的日記，不局限于個人修養(yǎng)。作為極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，他的日記，承載了對政局的觀察和思考。他常將日記拿給官場朋友和老師看，讓他們點評和監(jiān)督。曾國藩離開北京后，創(chuàng)辦湘軍，在外帶兵，他定期將日記抄寫后，送回老家給兄弟子侄看。
曾國藩深諳官場之道，日記公開示人，也想借此展示自己的道德、學養(yǎng)和政治立場。將抄本分贈子弟門生，私密的修身記錄，便上升為公共道德教材。同治三年攻陷天京后，他特意挑選“戒驕戒躁”的日記段落，寄給帶兵的九弟曾國荃。這種精心編排的文本傳播，使日記變成塑造湘軍集團精神的重要工具。日記在當時就受到同僚和后輩推崇，被視為修身治國的范本。
與曾國藩不同，杜鳳治是一位普通的基層官員。他出生于浙江紹興，舉人出身，曾任廣東廣寧、四會、南海等縣知縣，還擔任過羅定州知州。他的日記現(xiàn)存40本，近400萬字，內(nèi)容主要圍繞他在廣東為官的14年經(jīng)歷。篇幅之巨，記載之詳實，在古代官場日記中，極為罕見。
杜風治詳細記錄了自己如何通過各種關系網(wǎng)獲得官職，如何處理復雜的官場關系。為了謀得更好的官職，他不惜向上級送大量錢財，甚至通過關系疏通吏部。同治十一年兩廣總督瑞麟生日時，杜鳳治送上了價值3000兩白銀的金銀珠寶和綢緞。同年，他記錄自己送禮的花費達到了兩萬多兩白銀。這些用來送禮的銀兩，發(fā)達前靠借貸，掌權(quán)后靠別人給他送。
杜鳳治還記錄了官場的爭權(quán)奪利。例如，道臺華廷杰深受巡撫李福泰信任，但總督瑞麟?yún)s不喜歡他。李福泰一調(diào)走，華便難以在廣東官場立足。杜鳳治與華關系較好，因此慨嘆：“官場風波，可云險惡，莫不用盡心機，真如槍往刀來，性命相撲者也。”曾任南海知縣的陳善圻，也是巡撫李福泰的紅人，將軍長善不喜歡他，想把他參免，但陳有李福泰庇護，得以平安無事。李福泰一調(diào)走，陳隨即由“能吏”變成“惡人”。對此，杜慨嘆：“官場險惡，廣省尤甚。一失所恃，立見升沉?！庇终f“官場如搶如奪”。官場各種口是心非的表演，讓杜鳳治一再感到“官場如戲場”。這些記錄，真實揭示了晚清官場的腐敗和權(quán)力運作的黑幕。
曾國藩的日記，既是寫給自己的，也是寫給時人看的。杜鳳治的日記，當時不可能公開，主要是寫給自己的心靈慰藉。官場中身不由己的苦衷，無法言說的苦悶，對現(xiàn)實的不滿，都在日記中得以釋放。他又無意間寫給了后世的研究者，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了解晚清基層官場真實面貌的大門。從這個意義看，他的日記又是寫給歷史的。
兩部日記的不同命運，似乎印證了作者對讀者的隱秘期待。曾國藩日記，在其生前已被奉為道德經(jīng)典；而杜鳳治日記，在塵封百年后才重見天日。
兩人的日記，內(nèi)容和目的不同，為后人理解晚清官場，提供了重要的視角。我們可以從中看見兩個不同級別的官員在官場的努力和掙扎，從而更全面地感受一個時代的風氣和困境。
摘自《廉政瞭望》2025年第5期
責編：羅嘉凌
一審：黃帝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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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審：范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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